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第1篇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社会行为的难易程度，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主体对影响行为执行因素的感知情况。
知觉行为控制受到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和知觉强度（perceived power）两个因素的影响。控制信念指的是对个体感知到的影响行为执行的促进/阻碍因素。知觉强度指的是个体感知到这些促进/阻碍因素对行为执行的影响程度。
图1 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模型图[4]
The main points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第2篇
H1:对于使用微信运动的积极态度程度、主观规范(社会支持)程度、知觉行为控制程度分别与运动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H2:对于使用微信运动的积极态度程度、主观规范,(社会支持)程度、知觉行为控制程度分别与运动行为旱正相关关系。
H3:运动意愿与运动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4:个体的运动意愿分别在对使用微信运动的态度、主观规范 (社会支持)、知觉行为控制与运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第3篇
计划行为理论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1)非个人意志完全控制的行为不仅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还受执行行为的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制约，在实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直接决定行为；
(2)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此它可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直接预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知觉行为控制的真实程度；
(3)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向的3个主要变量，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大、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4)个体拥有大量有关行为的信念，但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只有相当少量的行为信念能被获取，这些可获取的信念也叫突显信念，它们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认知与情绪基础；
(5)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如人格、智力、经验、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等)通过影响行为信念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并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
(6)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概念上可完全区分开来，但有时它们可能拥有共同的信念基础，因此它们既彼此独立，又两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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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应用
微信运动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
摘要：个体运动行为的数据化与社交化对健康行为是否会产生促进作用是健康传播研究领域面临的一个新的议题,特别是传播活动对于真实健康行为的影响及其效果,成为健康传播研究最新的有广阔前景的方向。'微信运动'恰好是个体运动数据化与社交化的典型代表。本文从计划行为理论出发,探究人们对微信运动使用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为控制对运动意愿与实际行走步数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个体运动意愿是否在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实际行走步数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当个体对使用微信运动的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程度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其运动意愿越强烈,每天实际行走的步数越多;并且,意愿在运动行为与其他三个变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个体运动的数据化与社交化对健康行为影响的积极作用,并为如何促进个体的健康行为提供了相应指导。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第4篇
计划行为理论在1980-1990年期间形成和不断修正，在1991-2000年期间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在2001-2009年期间得到了全面发展。在国内，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来看，国内最早涉及到计划行为理论的论文是1999年的《合理行为、计划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预测身体锻炼行为的比较研究》[5]。
图2 计划行为理论相关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关注到了计划行为理论，在2011-2023年期间，计划行为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应用，各个学科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助该理论工具进行研究。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者使用该理论对社交媒体、媒介接触、短视频中的用户/消费者意向和行为等进行研究。
图3 计划行为理论相关新传领域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图4 计划行为理论相关的新传领域文献主要研究主题
Case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第5篇
[1]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2]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Kuhl J, Beckman J, (Eds.), Action 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 1985. 11~39.
[3] 张锦,郑全全.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完善与应用[J].人类工效学,2012,18(01):77-81; 转引自Myers D G. Social Psychology[M].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5:138-139.
[4] 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02):315-320.[5] 李京诚.合理行为、计划行为与社会认知理论预测身体锻炼行为的比较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9,(02):35-37.[6] 张铮,于伯坤,李府桂等.微信运动使用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J].新闻界,2017(06):60-67.
[7] 闫岩.计划行为理论的产生、发展和评述[J].国际新闻界,2014,36(07):113-129.[8] 金丹.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微信用户知识共享意愿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5.
审核 / 于孟利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第6篇
计划行为理论是由Icek Ajzen（1988,1991）提出的。是Ajzen和Fishbein（1975,1980）共同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继承者， 因为Ajzen研究发现，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百地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 因此，他将TRA予以扩充增加了一项对自我“行为控制认知”（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的新概念，从而发展成为新的行为理论研究模式——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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