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1篇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数千年光景轮换，中华文化繁花簇簇盛开。让你我重逢于漫漫历史长河，且看千秋沉蕴，黄河之畔的种花家奏出文化的赞歌。
为国之需，忍双载分居，弃灼灼芳华。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自身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心如磐石坚岂任土房硬炕而为所动，志如鸿鹄远岂任浓烟熏眼而所动。您是青山巅上的白月尖，皓雪堆里当梅花屑，是风吹日晒于窟前，望尽风尘，听尽悠悠驼铃。根入石窟蟠，心自向阳生。风浪再高，全胜似闲庭步;天堑再深，敢教它变通途。
为窟之兴，宁踏石有印，愿抓铁有痕。
“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从职工到所长，从窈窕淑女到耄耋老人，当她的飒爽英姿被赋予烈火，她的风烛残年，苍颜白发皆是岁月的馈赠，如星火一般在它一生中熠熠生辉。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正因心中有一簇迎着烈日生长的花，比一切美酒都要芬芳。滚烫的馨香淹没过稻草人的胸膛，草扎的精神从此万寿无疆。
为火之传，既凡益之道，皆与时偕行。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多少风吹雨渗，几近凋零;多少次危在旦夕，如履薄冰。六九冰开，七九燕来，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手持火把渡岸而来，点亮敦煌孤妄的等待，此后，壁画彩塑不再驶向孤站，风雨漂泊都有了归舟。自闻新兴科技之精妙，四方奔走建数字敦煌，得改革开放之优势，敢为人先架旅游爆点。以蒲苇之柔软接纳，以磐石之坚实捍卫，护悠悠敦煌生机盎然，万事不涸。
自禹铸九鼎，浸润礼乐春秋，点燃六朝金粉，而后更经战火峥嵘的熔铸，正因有您，篝火熊熊烈火驼铃声声得以流芳百世，以羸弱身躯承担使命重担，撑起了敦煌一片崭新的天地!
推开孤城万里，不见春风吹度盛世几千载;听凭朔风卷尘，未见敦煌_立风雨安如山。何也?樊先生之坚守哉!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2篇
樊锦诗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利用和传承作出了巨大贡就。她坚守大漠50余年，从满头青丝熬到一头白发;她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大胆构想了“数字敦煌”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把敦煌研究院打造成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典范。2018年，樊锦诗获得“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父亲很开明，希望女孩子也能饱读诗书，有机会学习，于是给她和她的胞姐分别取名“樊锦诗”和“樊锦书”。樊锦诗自幼在浓厚的书香氛围中成长。既想读万卷书又渴望行万里路的樊锦诗，此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2年，樊锦诗借着毕业实习的机会第一次来到了敦煌。她被精美神秘的壁画和石窟所震撼，正是从那时起，樊锦特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3年，毕业后的樊锦诗被分配到莫高窟工作。父亲曾担心女儿体质弱，受不了敦煌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但是，敦煌的壁画和造像艺术早已牵动樊锦诗的心。她悄悄地把父亲写给校领导的信藏了起来，毅然选择服从分配，下决心把青春奉献给国家和人民，奉献给敦煌。在最初的若干年里，樊锦诗面对着一系列的困难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父亲的突然离世、与爱人多年的两地分居……这期间，樊锦诗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她也曾在内心反复追问自已：余下的人生究竟该做什么?但莫高窟的辽远壮阔和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的沧桑与神秘，深深迷住了樊锦诗。她说服了内心的矛盾，逼着自己适应戈壁难的一切。
在敦煌的50多年中，樊锦诗走遍了大大小小的洞窟，看遍了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经过不懈的奋斗，樊锦诗和同事们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她大胆构建“数字敦煌”，引入先进保护理念和技术，把敦煌研究院打造成为中国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曲范，有效缓解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矛盾。
樊锦诗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扎根敦煌，坚守事业，背后有来自丈夫彭金章的坚定支特。曾是北大同学的他们，毕业分配时一个去了武汉，一个去了敦煌。两地分隔的十九年间，樊锦诗执着守护敦煌，彭金章默默守护她。直到1986年，一家人才得以团聚。从同窗到伴侣，夫妻两人跨越了半个世纪，相伴一生。每次当自已受到表彰时，樊锦诗都会说：“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军功章的一半属于老彭。”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樊锦诗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时的颁奖词，这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如今，樊锦诗已年过八旬，虽然获得了各种荣誉。但樊锦诗的内心依然平静而淡泊。正如她所说，要把一生奉献给敦煌保护事业，如果还有一次选择，自己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那里，永远是她心灵的归处。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3篇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樊锦诗一天只吃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土房、睡土炕、用土桌。“每天这里拍拍，那里拍拍，都是土”，她拍拍左右胳膊，比划着当时的情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
什么是蜈蚣梯?就是一根棍子上分出不同的短叉，通过攀爬这些短叉上下的“梯子”。“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梯子’，还那么高”，81岁的樊锦诗一边比划一边往脚下看，宛如当年站在梯子上那个心惊胆战的小姑娘。
因为害怕，樊锦诗每天都会在身上揣几个干馒头，尽量不喝水，少去厕所，以免攀上爬下。
现实生活如此艰苦，而洞窟里却宛若仙界。“完全是两个世界，陶醉、震惊、震撼，反正怎么形容都可以，简单说就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内容太丰富了!”
当时，一些老画师在洞里临摹壁画，洞里没电，他们想出个土办法。早晨太阳从东边出来，洞窟坐西朝东，他们就拿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再拿一张白纸，靠反光来照明，就这么在洞里临摹，居然临出了许多艺术精品。
还有敦煌研究所带头人常书鸿、段文杰，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却脚蹬布鞋，穿着打扮与当地农民无异。经过他们将近20年的整理，在几乎没什么经费的情况下，莫高窟初步有了个样子，看起来不那么破败了，樊锦诗心里很佩服他们。
从此，这位江南姑娘尽心尽力做起敦煌文化的供养者。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4篇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
“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5篇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_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_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_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6篇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7篇
83岁的樊锦诗又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全国道德模范。她一生简朴、淡泊名利，这些年所获的奖章、奖状、奖金，她悉数交回单位。“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归于敦煌研究院几代人。”
退休多年来，樊锦诗每年仍有大半时间在敦煌。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是这位半个多世纪前从北大毕业的考古人如今最惦记的事情。
“樊院长最关心的就是考古报告。她总说，考古报告很重要，一定要静下心来做，要对得起良心。”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王娇说。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当初留下，就是对莫高窟有感情。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在这片祁连山雪水灌溉的绿洲上，中西文明交流荟萃。古人的智慧和创造，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莫高窟。”樊锦诗说。
住土屋、睡土炕、点油灯、喝咸水，贫瘠的戈壁没有吓跑这位北京出生、上海长大的女孩。夫妻常年两地分居、孩子寄养在农村，生活上的困难与揪心也没能让她离开。
“敦煌的材料无比广阔，内容无限丰富，工作多得不得了。”来到敦煌后，樊锦诗参加了莫高窟南区窟前遗址、敦煌七里镇汉墓等发掘清理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牵头负责莫高窟的申遗工作。“申遗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真是不得了的事!我才知道，国际上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宪章，文化遗产完整性、真实性等理念，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关系，文物保护与法律等。”
樊锦诗说，这件事促使她不再限于考古的天地，开始在实践中学习法律、管理学等知识和各类政策，下定决心“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管好”。
她的一大贡献，便是用数字化的方法“管好”了风沙中伫立千年的莫高窟。“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上世纪80年代末，出于这个担忧，樊锦诗积极探索与国内外机构的交流合作，花了20年时间，做成了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创新旅游开放模式，在我国文化遗产地中率先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并利用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先观看数字电影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前往洞窟领略千年前古人留下的慧心妙笔。
“我们提倡负责任的旅游，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她说。
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从繁重的管理工作中抽身后，便回归考古本行，接着做“该做的事”——考古报告。
“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她搜集国内外大量资料，经过非常详细的对比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论。但她从不以‘权威’自居，和我们讨论、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想着培养年轻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王娇说。
在自称“80后”的樊锦诗眼里，大漠戈壁中一代代人坚守接力，所要做的无非两件事：一是陪伴好莫高窟，二是不断地探索前进。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继承‘莫高精神’砥砺前行，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樊锦诗说。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8篇
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生，_党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择一事、终一生，把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在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1963年，樊锦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那时的莫高窟，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她克服严重水土不服引起的身体不适等困难，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
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完成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规律和时代特征，为敦煌石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采纳。她先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10余项，主持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13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编制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3部。由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它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率先建设数字敦煌档案，实现了敦煌石窟文物数字化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如今，83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编写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殚精竭虑。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积极推动敦煌研究院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促成《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使莫高窟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纳入法治化和规范化轨道。
樊锦诗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她每次领完奖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上交奖章、奖状、奖金。她认为，这些荣誉属于所有为莫高窟作出贡献的人。
樊锦诗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改革先锋”、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优秀_员等称号。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9篇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至今仍在继续做着贡献。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宣讲中樊锦诗介绍了敦煌文化灿烂辉煌的成就，强调了敦煌保护的重要意义，她从“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讲述她与敦煌之间的“情缘”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的研究、保护、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她带领团队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的深化研究，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制定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办法、建设数字敦煌档案。通过多方面努力创新性解决了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永久保护之间的矛盾，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做到了让莫高窟走出去、火起来。樊锦诗强调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敦煌研究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几代莫高人的付出。樊锦诗表示，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_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人传承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研究、保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新时代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忘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莫高窟的保护乃至全国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10篇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任重道远
贾正：像敦煌莫高窟这样珍贵的历史遗迹，一定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但是我也注意到，近些年随着游客数量逐年增加，给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带来不少压力。如何平衡文物保护和弘扬之间的关系，您做了哪些探索?
樊锦诗：文物管理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谋取未来，要把各项保护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来，综合协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社会上不能正确理解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不动就有人跟我讲旅游规划、讲捆绑上市。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护搞好，把文物保护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全过程，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文物的可持续利用。我始终提倡负责任的旅游，既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一方面，我们积极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战略部署，通过数字技术，上线了30个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畅游莫高窟，进行视频、音频互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载量研究”项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游客进洞之后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等，确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护，也要让游客尽兴，怎么办?还是要打破旧思想，开发新思路。我们想到了敦煌的数字资源库，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请来导演，将这些数字资源制作成数字电影，一部是4k的高清宽屏电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要讲述洞窟的历史。“数字电影+预约参观洞窟”既让游客得以尽兴，也让我们能够控制日游客总量。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欢迎。有了这两部电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
贾正：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也是您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数字敦煌”概念时，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富有想象力的工程。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吧?
樊锦诗：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达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档案，可是莫高窟当时没有。首先就是要给莫高窟建立科学的档案。当时虽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终究是要变质发黄，最终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画正在逐步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建立能长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实信息档案刻不容缓。
那时，我对电脑没有感觉。通过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数字，它就能永远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我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就是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对壁画做了数字化实验，但效果与最初的构想存在较大距离。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数字化方法，但当时采集用的还是柯达胶片，不能满足高质量数字档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在与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不断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数字敦煌”平台终于上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录敦煌数字资源库。应该说“数字敦煌”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终形成，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贾正：您刚提到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两个条例的提出，对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樊锦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环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长期保存，稳定保护机构，稳定保护管理和研究人才队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于是，我们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有目标、分目标，也有原则和措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文物所在的环境，包括寺庙、舍利堂等人文环境和植被、树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环境。如果只保护石窟本身，而无视周围文化、环境氛围，那等同于破坏。《条例》和《总体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进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保护文物只是文物部门自己事的错误观念，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律的认识和对保护本质特征的理解。
贾正：敦煌研究院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在全国文物界开启了国际交流合作的先河。开展这种交流，您最初的动机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樊锦诗：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萌发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沟里，本身就特别闭塞，必须要把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关心、关注它。从那时候开始，莫高窟就不断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合作机制也从最初的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事，让年轻人介入每一个环节。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11篇
央视节目《朗读者》的现场，一位男士正在深情地朗读余秋雨的作品《文化苦旅》中的片段：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多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多年的生命。
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彼时，台前坐的除了主持人之外，还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
事实上，那一字一句都是她的心声。听到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字，老人微微点头，满布沧桑的脸上浮现出了浅浅的笑容。
她就是从繁华旖旎的都市走向黄沙漫天的大漠、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的樊锦诗。
从青丝到白发，樊锦诗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奔赴了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为拯救莫高窟倾尽了心力，也让敦煌定格成了永远。
追梦敦煌
1938年，樊锦诗出生于北京。恰逢时局动荡、生活无着，她的父亲便带着全家到上海谋生。
父亲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颇感兴趣，喜欢听评弹、看戏，小小年纪的她受其影响，爱好也非常广泛，格外喜欢历史。
读中学时，她经常去博物馆看展，知道很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才出土的，所以对考古充满了美好的遐想。
不经意间，她在课本上又读到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字里行间尽是惊艳。
自此，她再也没有忘掉辉煌灿烂的莫高窟。
填报高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写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按照规定，入学不久要分专业，她直接选了梦寐以求的考古专业。
在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樊锦诗除了学到专业的知识、做人的严谨和担当，还培养了宽广的国际视野。
毕业实习时，她被选派去敦煌。对那个赫赫有名的艺术圣地，她心中充满了期待。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她不禁心灰意冷，因为那里几乎与世隔绝，缺水少电，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相较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丰饶的精神天地让她感受到了一丝安慰。
一个又一个洞窟里，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色彩斑斓的壁画和彩塑深深地吸引了她。
她和同事们攀援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看到各个朝代的山水、建筑和人物，一时间，忘了刺骨的寒，也忘了难耐的苦。
只是好景不长，她因水土不服引发身体不适，不到三个月，她就不得不返回上海。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正式毕业时，她再次被分配到了敦煌。考虑到之前半路折返的境遇，她犹豫了。
校方解释说敦煌急需考古人才，三四年后，新的毕业生去了，她就可以回来。不过，敦煌一直是她心心念念的地方。考虑了一番，她同意了。
有人说，“心有所信，方能远行。”
一个人只要心中有了信仰，就会拥有超越一切的勇气。
而勇气是逆境当中绽放的光芒，在这艰难的抉择面前，樊锦诗有过犹疑，但终因心中对敦煌仍有无限的向往，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服从分配的决定。
事后，她给父亲写信告知了这一情况，父亲的回信里有一封是给校方领导的，信中大意是细数女儿体弱，希望学校改派他人。
一眼千年，梦回大漠。心之所向，仍是敦煌。莫高窟里绝世的美，她忘不了，也割舍不下。
她也不想做言而无信之人，便没有上交父亲的这封信，而是跟着同学回到了荒凉寂寥的敦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筑梦敦煌
再进莫高窟时，看到狂放热烈的土红色调、想象奇特的构图造型和斑斓瑰丽的光影色彩，樊锦诗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激情。
她知道，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里面掩藏了无穷无尽的奥秘。
当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展现在眼前时，她总会细细地想：
为什么在遥远的沙漠里会产生如此璀璨的石窟艺术?这些画是如何画出来的?它们经历了什么?又该如何保护它们?
这些，都是她需要探寻的问题。于是，她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中，反复进洞、调查、临摹、记录、查阅资料。
一日日，一年年，凭借着一股信念，她殚精竭虑地去探索、钻研，撰写出了学术价值极高的考古报告。
自然，一点点成绩的背后，是苦行僧式的清寂和孤独。
夜深人静时，陪伴她的只有茫茫戈壁上的猎猎朔风，只有九层楼窟檐的声声铃铎。
而对于樊锦诗来说，最苦的是至亲分离。一毕业，她和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的男友彭金章便开始了异地恋。
从敦煌到武汉，从武汉到敦煌，两地相距2500公里，隔了山，隔了水，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写满了万语千言，也铺陈着对彼此深深的思念。
婚后，他们仍是天各一方。孩子们出生后也没能留在身边，两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便把孩子寄养在河北农村的姑妈家。
夫妻不能团聚，母子不能相见，她“抛夫弃子”，只因心中无法放下对敦煌的热爱。
宕泉河边，她踩着孤单的脚印;三危山下，她留下寂寞的身影。
她一人仰望沙漠的月亮，一人静听汩汩的泉流。纵是千般难，万般苦，她的心上仍是这座华美的宝藏和神圣的殿堂。
都说好的婚姻，是懂得，是珍惜，是成全。
19年后，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事业和一手参与创办的考古专业，回到了莫高窟人的行列，他们这分属各地的四口之家才得以团聚。
后来在参加采访时，樊锦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
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对她来说，也因为丈夫的退让，她的敦煌梦才终成圆满。
尼采说，“当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经历了人生的沉浮和世事的磨炼，在生活的考验面前，她表现出了异常的冷峻和坚韧。
在无边无涯的岁月里，她忍受了风沙肆虐之苦，也忍受了亲人相离之痛。
岁月，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份付出与热爱。
被称为“敦煌的女儿”的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用生命护卫着敦煌，让这座在风沙中沉默了千年的文化瑰宝逐渐走到世人的眼前。
圆梦敦煌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敦煌的游客数量激增。
它非凡的价值让有些人嗅到了商机，但是樊锦诗深知，莫高窟一旦被商业开发，文物保护就成了空谈。所以，她坚决反对。
为了宣扬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她和同事们多次赶往北京、兰州，与相关部门沟通。
而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商业开发及时被制止了，她守住了一方文化。
很久以后，有人问她为何要执着至此。她轻轻地答，“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它。”
事实也是如此，壁画病害、崖体失稳和风沙肆虐等问题接踵而至，樊锦诗仍是不遗余力地探求着种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天，樊锦诗刚到洞口，就被一阵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呛得直打喷嚏。她皱起眉头，知道游客们的汗味和香水味将会对壁画产生不可逆的腐蚀。
其实，在当时，与一百年前相比，壁画的色彩已然淡去了不少，有些甚至看上去几近模糊。
她立时察觉到保护这颗深埋大漠的遗珠已势在必行，同时也深知宣传莫高窟的必要性。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她四处奔走呼吁为敦煌“限流”，并和同事们制定了一系列参观标准。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数字化技术的先进和便捷。
经过一番调研，她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建立完整的数字档案。
这样超前的提议，不免引来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世上很多事，总是少数人在冲刺、挑战。到了2016年，“数字敦煌”成功上线。
30个经典洞窟及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游客们只需轻轻一点鼠标，便能一览无余。
世间的喧哗被挡在了洞窟之外，洞窟的繁华却被呈在了世界面前。
这一次，因为科学的保护和管理，莫高窟得到了永生。
五十载的春秋冬夏，大大小小735个洞窟，她一一走遍;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她一一看遍。
在她的主持下，《敦煌石窟全集》编写完成，这部记录性的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樊锦诗作文素材积累 第12篇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2004年7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8月14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