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节作文450字数 第1篇
关键词：名栏建设；红山文化；契丹文化；游牧文化
2014年《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这对地方本科院校学报来说殊为不易。遍查名栏工程名单，这类学报入选者寥寥，难道是《赤峰学院学报》“幸运”？其实我们考察赤峰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地位、赤峰学院的学科建设成就、学报在栏目建设上的非凡建树就会明白，《赤峰学院学报》并非浪得虚名。
一、赤峰市厚重的历史积淀
赤峰地处东部，东北辽吉黑3省区的西部，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赤峰市历史悠久，有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先民都在赤峰留下了足迹。从赤峰的历史发展足迹看，从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到游牧经济，每种经济形态都不缺席，这比漠北的单一游牧经济及中原的农耕经济要丰富得多。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赤峰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北方文化的摇篮和中心，也是全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多的地级市，拥有近万年的文明史。”[1]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把中华文明的门槛划定与黄河流域，后来又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源头，现在看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历史上赤峰地区的标志性文明阶段主要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金元文化等。
（一）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中晚期，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其特征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906年开始，包括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法国传教士桑志华以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在近30年的时间里，对红山前后开展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并对遗址进行挖掘。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于1935年对红山后古遗址发掘之后，在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一书，红山文化由此成为史学界眼中的考古学重地。每年的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及世界红山文化年会正是红山文化地位的体现。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红山文化，中国5000年文明史就出现断代。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是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①内涵十分丰富。红山文化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覆盖范围广阔（见图2），有20多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为纽带，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赤峰红山后、辽宁省朝阳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东山嘴、孤山子遗址等。各类遗址总计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存续约2000年。蜚声海内外的“中华第一龙”（见图1）、“中华第一凤”、“华夏第一村”、“草原第一城”就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标识。
红山文化陶文化在中华远古文化中独树一帜，是北方远古文化的代表。红山玉文化发达，是中华玉文化的源头之一，而“中华第一龙”也被称为中华民族龙的信仰的起点。著名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t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2]
（二）夏家店文化
夏家店考古文化是内蒙古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经对所出土青铜器的碳-14测定，时间大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属于夏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与其他青铜文化相比，要上晚于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处于同一历史年代。此乃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早期遗址。夏家店文化分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夏家店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青铜器（见图3）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青铜器的工艺及使用价值显示了当时的生产力已达到很高水平，足以与当时中原地区最发达的青铜文化相媲美。
（三）契丹辽文化
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契丹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在，对发展我国北方经济，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至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契丹民族的发展足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持续千年之久。期间，契丹依附过北魏、隋、唐等_，也与柔然、回鹘、室韦、突厥、女真、蒙古、党项共生与碰撞，共同推动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庙号辽太祖）并契丹余七部，建立契丹_（1066年改国号大辽）[3]，直到公元1125年大辽被金朝所灭，存续时间达218年。其后裔有在西亚建立西辽，存续88年[4]。公元947年，契丹大军南下中原，灭五代、后晋，获得后唐燕云十六州，国势日盛。到大辽鼎盛时期，其版图幅员万里：最南变到达河北省南部白沟河，最北到达克鲁伦河（胪朐河）和色楞格河（薛灵哥河）流域，东到鸭绿江东、库页岛和黄海，西到达额尔其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估计面积在600平方公里左右，在当时的亚洲实力强大。大辽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可以说“辽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5]。契丹文化是基于本土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而构成的文化整合体。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古临潢）建立都城，大辽的霸业就拉开了序幕。①赤峰地处大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枢地位，辽上京作为大辽的国都乃契丹五都之首，是辽圣宗以前的统治中心。都城“由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城墙全用黄土夯筑，周长米，残高5～9米。皇城位于北部，是契丹统治者居住区域，也是初筑的皇都。东、南、北3墙都呈直线，各长约1500米，西墙中段位于小土岗顶部，南、北两端向内曲折，全长约1850米，东、西、北3墙中部残存有门址，并加筑瓮城，各墙上残存有马面。西墙内的山岗顶部，有一组东向的建筑址，应是早期的宫殿遗迹，在此可以俯览全城。岗下有一大道直向东门，推测皇城最初是以东门为正门”。②
除辽上京，赤峰市宁城县的辽中京也是契丹五都之一，辽中京大定府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铁匠营乡。“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公元1004年）路过这里，遥望南方霞光闪烁，有郛郭楼阁之状，一派瑞气，因议建都。统和二十五年五日竣工。中京城的布局仿北宋都城汴梁城，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外城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内外两城略呈‘回’字形。”③
当然，赤峰境内辽代遗存远不止这些，石房子、大明塔，还有数不胜数的有待发掘的考古文化，这为大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赤峰境内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女真、高句丽、鲜卑、东胡、乌桓、金、元都曾以族群、部落、城邦或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他们都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考古文化，比如蒙元文化、藏传及中原佛教文化、王府文化等。
厚重、悠久、灿烂、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不仅成就了许多史学学者，使他们登堂入室，成为大家，也为期刊栏目建设提供了雄厚资源。依托这些学术资源建设“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草原文化”，必然事半功倍，获得极佳成效。
红山文化节作文450字数 第2篇
群众文艺队伍不断壮大，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红山区是赤峰市中心城区，市区居民有着广泛的、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近年来，他们充分发挥文化馆和各文艺协会的作用，切实加强文艺骨干队伍建设，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目前，常年在文化馆活动的队伍有民乐队、舞蹈队、合唱队、京剧团、评剧团及书画队6支队伍，有美术、器乐、舞蹈、声乐等10余个辅导班。这些队伍经过培训，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针对红山区没有文艺专业团体这一实际情况，他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与社会艺术培训学校、业余文艺团体的交流合作。发挥中心城区人才资源优势，建立了红山区优秀文艺人才库和社区文化网络。聘请一批影响大、造诣深、水平高的知名文艺人才帮助指导工作，不断提高红山区群众业余创作、演艺水平。他们结合节庆、纪念日及市区重大文化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迎庆活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烘托了喜庆祥和的节假日气氛。这些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推动了广场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的活跃和发展，深受市民的喜爱。
开展文化进农村、进社区活动，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加强。红山区深入开展以送文艺、送电影、送图书为主题的文化下乡、进社区工作，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送到基层，把欢乐送给群众。积极组织文化辅导员进社区、下基层，每年都组织选派一批文艺骨干深入到社区农村，辅导基层文艺骨干，帮助社区农村开展活动，社区农村文化建设得以加强。针对图书馆馆舍面积小、群众就近阅读难的状况，树立主动服务意识，将服务窗口前移，在农村、社区建立图书分馆，发展中小学校集体借阅点、基层阅览室，把图书馆办到农村、办到社区、办到特殊群体，办到广大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目前，他们已在部分农村、社区、学校建立了24家基层图书分馆，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近阅读，铺设了一条方便群众就近阅读的读书通道。积极申报“草原书屋”工程项目，全区已建成草原书屋27家，实现了红山区草原书屋全覆盖。
文物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文物遗址保护有所突破。红山区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赤峰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红山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未定级文保单位170多处。其中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有3处，分别是红山遗址群、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和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三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其中，红山遗址群于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于2010年被评为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_新发现”之一，2011年，又被国家_评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之一。二道井子文化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该遗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为“2009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被国家_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们采取措施认真做好文物遗址的保护工作。2012年2月，红山区召开二道井子遗址文物保护规划方案论证会，来自中国文物遗产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内蒙古文物信息中心的专家等参加了论证会，为下一步二道井子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红山文化节作文450字数 第3篇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和东部。在辽宁牛河梁地区发现的祭坛和女神庙，使红山时期原始人类的宗教崇拜和部落生存形态得以揭晓；最近考古学家又在内蒙的赤峰地区发现了红山时期人类的居住遗址，揭示了红山时期原始人类的生活形态。特别是这一遗址发现的不少石雕人像和人面岩画，更使我们对红山时期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红山文化更以它的玉器而著称于史。
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精致的玉器。这些玉器，以它绚丽的色彩和奇特的器型，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是，对于这些玉器的功能，却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我们试图从这些玉器的器型着手，来讨论这些玉器和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间的联系。
龙的神话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一种抽象表现形式的龙，学者们一直试图研究它的起源，而红山文化玉龙的出土，不仅证实我国文明起源的多元化，也为我们探索龙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实证。
龙的起源有各种说法。云变说、闪电变说、蛇变说、牛变说、马变说、鲑变说、鱼变说、蜥蜴变说、海马变说等等，张明华先生认为[注释1]，龙的起源是多元的。而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对龙形象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比较可靠的解释。
从红山文化玉龙的形象中，我们认为猪在龙的演变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十分有意思，“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就是说，龙是可以被豢养的，古时有专门以豢龙和御龙为职业的人。解读这段文字，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并没有龙，豢龙只能是一种神话传说；要么古时有龙，只不过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龙。
我们理解，古时有龙，只不过它是另一种动物，也就是猪。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可以证实这个近乎荒谬的结论，后来，它演变成龙的神话。
红山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它已经创造出各种形状奇特雕工精美的玉器，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玉雕作品。从这些玉雕龙中，我们不仅可以探索龙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轨迹，或许，我们还可以由此叩开中华文明之源的大门。
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如果按它们的形状一般可以分成三类，即“C”字龙（图1）、“”形龙（图2）和“弧”形龙。已经公开发表的红山文化玉雕龙其中多数是“”形龙，其次是“C”字龙，最少的是“弧”形龙。吉林大学的吕军[注释2]先生根据它们的头部特征把它们分成勾龙、鸟首龙和猪龙。我们认为，还是按它们的形状来分析这些龙形玉器比较容易被人理解。
1、“C”字龙。从红山文化的“C”字龙，可以证实早期神话中龙的形态。
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C”字龙有四条，它们分别是：
（1）最最出名的红山文化玉雕龙就是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一件“C”字龙（图1）。这件“C”字龙，由绿色岫岩玉圆雕而成，龙的吻部前伸，略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一双圆鼻孔，双眼突起像梭子状。整个龙体卷曲成英文字母“C”字形，但龙体刚劲有力，龙的颈部长鬣弯曲上扬，使整个龙体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
（2）同样的“C”字龙，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也出土了一件，曾经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内蒙古文物精品展》上亮相。这件黄玉“C”字龙，玉质温润，玉的质地明显优于三星他拉的那件，但体形拉长，躯体明显偏粗，雕工略为逊色。
（3）曾经由北京瀚海拍卖行在1996年冬拍中拍出的一件“C”字龙，也堪称精品，是件无论是玉质还是雕工都十分精美，它的吻部特别上跷，与黄谷屯的那件相比，弧度更为舒畅。
（4）故宫所收藏的那条玉龙，其弯曲的弧度最大，也最细，颇像后世所用的帐钩。
仔细观察这些玉龙，发现它们的颈部长鬣有长有短，而以三星他拉玉龙最为精彩。另外，《玉典》上也曾出示过一件“C”字龙，台湾“养德堂”也曾发表过一件“C”字龙，此两件无论是玉质还是雕工都比不上前面的几件。
观赏这些“C”字龙，我们可以发现其头部具有猪首的明显特征，即“龙的吻部前伸，略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一双圆鼻孔”。这种带有猪首特征的龙，只能说明龙是由猪的形象逐渐演变而来的。而红山文化出土的石耜、石刀、石磨盘和石磨棒等，以及已经发掘的房屋遗址和烧制陶器的陶窑遗址，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已经开始农耕时代的定居生活。1979年发现的祭坛遗址和1983年发现的女神庙遗址，以及2005年发现的居住遗址，都说明了红山先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有了长足的进步，祭神、祭祀等活动也使各种祭祀物品有了实际的需要，所以，玉雕“C”字龙的出现就是一件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
2、“”形龙一般被称之为玉猪龙，也有专家把它称为熊龙。
“”形龙是红山文化龙形玉雕中最多的一种。以辽宁省建平县收集的一件最具代表性（图2）。这件玉猪龙为白色蛇纹叶岩，兽耳肥大，圆睛，面部阴刻圆形目，睛边有双圈扇形眼眶，鼻间有多道阴刻皱纹，吻部稍突，齿外露，口部刻有獠牙，嘴与尾相接。现在多数专家已经约定成俗地把它们称之为玉猪龙，另外一些专家也提出了熊龙一说，后者认为，从“”形龙的嘴部形状分析，似乎和熊的嘴部比较接近，更主要的是，如果“”形龙真的是熊龙，那么就和黄帝被称作“有熊氏”的传说暗合。
我们认为这些玉雕龙还是被称为玉猪龙较为恰当。把多件玉雕龙排列在一起，它们的头部雕刻虽然有些变化，但其整个外形基本一致，双耸大耳、圆规睛、鼻间有阴刻皱纹，吻部稍突，这些特征应该是和猪的形象最为接近。
我们知道，红山文化分布的地域，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农牧交错地带，农耕文明的发展是伴随着牧业的发展而相辅相成的。在红山文化时期，猪的猎杀和蓄养已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曾经发现大量的猪骨；在兴隆沟遗址发现了15个野猪头和2个鹿头，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红山文化长达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如果从兴隆文化算起，其历史延续要数千年），红山先民在屠宰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现不同阶段的猪的胚胎，它们对于这种生命的蠕动和演变还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他们一定是怀着惊畏之情来观察这种变化并将其神化，然而在自己的思维和艺术创作中雕凿这些神灵之物，最终以自己的非凡想象力将其升华为龙！应该强调的是，考古发掘告诉我们，玉猪龙是挂在墓主人的胸前之物，象征着主人的某种权利。这样的墓主人很可能是部落的酋长兼巫师，他们执行着沟通天地、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职能，而玉猪龙就是主人的通灵之物，死后也伴随着主人长眠于积石冢内。由此可见，玉猪龙的出现，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宗教祭祀的需要。■
（未完待续）
注释：1、张明华，《从中国早期的玉龙试析龙的起源》，《文物》2000年总第203期；2、吕军，《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北方文物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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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节作文450字数 第4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文化遗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和科技的三个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文件，世界遗产的评定，即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根据《_文物保护法》，我国文物的定级，也主要以这三大价值为标准[1]。本文拟结合文化遗产的价值的三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遗产价值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红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遗产是远古先民在历史活动中的遗留物，因而其基本特征就是历史性，其首要的价值就是证实历史、传承历史的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准，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进程中占据十分显著的位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红山文化内涵丰富，手工业分化加剧，出现了建筑、制陶、玉雕、陶塑与泥塑等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中玉器的雕琢和使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玉的本质得到最大发挥，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集中反映。红山人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成为其载体。同时，红山文化晚期，在墓葬制度与随葬品的高规格方面，形成了一套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高低的用玉制度，出现了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年代最早的礼制形态，对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社会结构分化，出现了掌管宗教祭祀大权和社会政治大权的特权阶层，等级制度确立。积石冢中埋葬的死者其生前应该就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就是专职祭祀人员。伴随这些专职祭祀人员作为特权阶层的出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祭司阶层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劳动侵占与被侵占的关系，而祭司阶层内部的再度分化是当时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的标志。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东北地区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红山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
红山文化时期的艺术成就引人注目，艺术成就是展示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的陶器群、玉器群，生动地表达了红山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独特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红山先民的创造性，是红山先民的伟大艺术杰作，是古代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人类文明史、技术史和世界艺术史上谱写了灿烂的篇章。
红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陶系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质陶，也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山时期的制陶匠人们已经能够根据器皿的不同用途而选配不同质地的陶土。出土陶器所施的纹饰，主要有压印纹、压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镂孔、彩陶六种。其中在夹砂筒形罐的器表常见一种压印之字纹，这是红山文化聚落遗址陶器的典型纹样。这种压印之字纹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的中期，到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样。可见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应当是继承了兴隆洼文化的结果，但是又有自己的特色。红山文化的之字纹样多为横压竖排施于器表，弧线型较多，还有一定量的篦点之字纹样。其繁密、疏朗、工整、匀称等不同形式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说明了红山制陶匠人娴熟的制陶技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彩陶数量较多，主要施于泥质陶器之上，纹样多系抽象的几何形，富于变化。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典型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陶器群。从陶器制作方面，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出土陶器所反映的制陶技术，是在继承了本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大胆地接受了来自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技术，使其制陶的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中国史前东北地区独有的风格魅力。
同时，在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2]的灰坑内，出土一件三个女性蹲坐、手臂交叉相拥的陶塑群雕像，质地为红褐夹砂陶，火候较高。这类雕像在国内首次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中。这尊精美的群雕像，塑造出来的三女神，祥和、亲密、平等，寄托着远古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件群雕像也不失为一件精美的雕塑品，体现了红山先民们的审美取向。在敖汉旗西台地遗址也出土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女神像形体虽然小，但塑造精细，十分完整，并突出双乳等女性特征。过去所发现的女神像多在祭坛之上，在西水泉遗址和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有女神像，这些女神像与祭坛出土的女神像在祭祀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到专门的祭祀场所――祭坛和神庙举行祭祀活动，也在居住地设立有祭祀场所，举行祭祀等宗教活动。
在玉器制作与功用方面，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造型特征、雕琢工艺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域的时代风格，是史前东北地区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红山文化玉器质料多为软玉，大多通体磨光，装饰纹很少。玉碧、玉环类磨制得及薄，锋利似刀，横断面多菱形。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造型和工艺反映出红山时代的制玉匠人不但在选择质料上有针对性，而且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玉材的技术，并具有较高的玉器琢磨技能。红山文化玉器质朴而凝重，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某些造型还有深刻的寓意。治玉匠人在选料、雕琢到最后形成的过程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逐渐融汇成清新、简练、旷达、传神的时代风格。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玉龙中，尤以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刻画得最为栩栩如生。这件玉龙为墨绿色，高26厘米，身体呈“C”字形，吻部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额上及颚底均刻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背钻有一个圆孔，经试验，以绳系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件大型玉龙，细部运用平雕、浅浮雕手法表现，通体琢磨光滑圆润，龙体曲伸刚劲有力，长鬃高扬飘举，显得极有生气。在龙的起源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红山文化时期是目前所知龙形象发现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也是龙形象成熟定型的一个时期。红山文化龙的确认，推动了中华文化起源、文明起源、中华传统和五帝踪迹的探索。红山文化玉器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和重要载体，代表了玉器发展的高峰期，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标志墓主人级别高低的用玉制度，已经出行形成玉礼制系统。
三、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
红山文化的科技价值主要体现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与景观设计之发展。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所处的红山文化时期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出色地承继了本地区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的优势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东北地区诸多原始文化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面貌发生显著变化。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的聚落布局、房屋结构、建筑技术以及聚落形态变化，代表了世界史前建筑史的一个高峰。
在聚落选址方面，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多选择在靠近水源地附近的二级台地上，并且多面向阳坡，形成依山傍水、靠近水源的趋势。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易于获取资源，同时聚落的营造是为了贴近自然，“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建构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体系。
在聚落布局方面，以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形态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的聚落特征，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东北平原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特征的影响。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兴隆洼一期聚落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聚落分为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所有的房址均沿西北――东南方向成排分布，除聚落中心部位的特大型房址外，每排中各有一座中心性大房址。居住区的外侧环绕一道近圆形的环壕，并留有出入口。房址居住面在原浅黄色生土地面上直接踩踏而成。灶址均为圆形土坑式，系在居住面直接挖成，底面及灶壁多经过抹泥处理，经过长期火烧，已变成砖红色或红褐色。兴隆洼与兴隆沟聚落遗址的特征在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得到了继承。从聚落布局看，红山文化环壕聚落与非环壕聚落并存。红山遗址第一地点位于红山第二峰东南侧的坡地上，东侧为西水地村，西南部地势较高，东北部渐低。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遗址总面积万平方米，有呈不规则长方形的环壕，环壕内为主要生活区，主要遗迹单位有房址、窖穴、灰坑等。房址数量较多，且成排规律分布，基本呈西北――东南向排列。所发现的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梯形或平行四边形等。房址门道大多向南，较好的房址踩踏面为碾碎的料疆石与草拌泥混合而成，大部分为生土铺面，部分经过火烤。发现的房址朝向大致可分为西南和东南两大类，少数房址朝向西，绝大多数房址的门道与火道朝向一致。魏家窝铺遗址发现面积最大的房址F18。F18朝向西南，面朝着一个小型的空场，其东、西和北边各发现有数座西南向房址，以F18为中轴线东西向成排分布。以F18为中心的几座房址围绕成“院落”，可能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聚落也可能存在多个由不同大小的房址组成的单元或中心。魏家窝铺聚落保持着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房址成排分布的个性，同时，吸收了其他地区的聚落建筑技术。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西辽河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中原地区后冈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
在环壕功能方面，经过有序的规划布置，各个遗迹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红山文化后期，环壕聚落形制开始由圆形向方形转变。如敖汉旗境内调查到的红山遗址，有环壕者约占十分之一，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门均开在向阳一侧。已经发掘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为长方形环壕聚落，西台遗址则是由两条围沟圈绕成两个紧相连结的长方形布局形成的凸字形环壕聚落，总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在聚落的东南，留有出入的通道。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是一种新兴的、进步的聚落形态，是我国的聚落形制由史前的圆形或椭圆形向青铜时代的方形或长方形城堡演变的过渡形态。因此，从红山文化这种方形或长方形环壕聚落，可以捕捉到文明社会即将到来的历史信息。
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分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中、晚期，西辽河地区的聚落遗址骤然增多，出现了具有成批规模的聚落群体。这时的红山文化遗址是以河流为纽带成群分布，河与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带很少见到有遗址分布。这些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可以认为，红山文化中、晚期时期，随着聚落群体的涌现，中心聚落的存在，早已不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早期定居村落出现之际，人们都是聚族而居，一个血缘系统便构成一个基本单位，与社会组织形态相适应的人文景观便是一个个分散的平等的村落。中心聚落的出现，则意味着若干村落中居住着的不同血统的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开始发生了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和蜕变的具体反映。“红山文化时代的聚落呈有规律地成群分布，意味着部落联盟意义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客观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产生，则标志着最初意义上的城乡分化的出现，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西辽河地区早期出现的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3]
红山文化时期的科学和艺术成就引人注目，科技价值推动了社会发展，艺术价值完整地展示了社会繁荣和先民智慧。红山文化聚落遗址群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祭祀遗迹的发现，昭显当时建筑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超群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中著名的遗迹相比，也毫不逊色。
正是由于红山文化是独特的文明，完整体现了历史的、艺术的、科技的价值，所以，“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4]，在中华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道文明曙光。
参考文献：
〔1〕蔡靖泉.文化遗产价值论析[J].三峡大学学报，2010（1）.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1982（2）.
红山文化节作文450字数 第5篇
摘 要：从“中国古代玉器”课程教学的角度看，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国史前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有关红山文化玉器的资料逐步增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认真学习、准确利用这些教学资源，才能使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及历史地位，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开发应用
笔者在《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①一文中就红山文化玉器课程教学资源的种类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红山文化玉器资料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玉器图录、博物馆展出的玉器及研究论著、论文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中国玉文化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也是考古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教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在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是教学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有考古发掘出土、征集采集、传世等不同的类型，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是教学过程中首选的资料。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对出土玉器的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环境，遗址规模、主要遗迹、出土遗物的基本特征及具置等进行了客观的介绍。从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遗址看，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位于辽宁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大凌河上游凌源市东北约10公里处，占地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据碳14测定，较早的遗址，距今4975±85年，树轮校正5580±110年；较晚的遗址，距今4995±110年，树轮校正5000±130年。该遗址延续使用近500年的时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目前已发现遗址点有20多处，在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是积石冢。已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②发现的遗迹有女神庙、积石冢、石棺墓、祭坛、灰坑等，出土的遗物有玉器、陶器、石器、建筑构件残块、泥雕人像及动物像残件、陶塑人像、动物骨骼等。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玉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出自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是主要的随葬品。这些玉器对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使用功能、玉文化的发展、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礼仪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从教学的角度看，也是进一步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资料。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有如下特点：第一，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数量大，种类多，器形丰富，在四个地点共有40座墓葬出土玉器合计146件（含绿松石制品）。③其中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1号墓出土玉器最多，有20件。出土玉器最少的墓葬为1件，其余各墓内出土的数量不等。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有动物形器玉猪龙、双猪首三孔器、兽面形器、双鸮形器、鸟兽形器、玉鸟、玉鸮、玉凤、玉龟、玉蚕、玉蝈等；仿工具类有玉钺、棒形器、锥形器等；装饰类有玉环、玉镯、玉玦、玉珠、菱形饰、曲面牌饰等；特殊类有玉箍形器、玉璧、双联璧、勾云形器等；人物类有玉人、双人首三孔器等。玉器工艺精湛，器形规范，玉器雕琢技术高超。第二，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位置明确，为研究其使用功能提供了线索。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四个地点中，每个地点都有大型墓葬。这些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大且深，出土玉器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小型墓葬，并且造型生动、质地精良。比如牛河梁第二地点21号墓出土玉器数量最多。该墓葬内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玉器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座墓葬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一座。④菱形饰1件，放置头部上方。箍形器1件，横置于头顶部。勾云形器1件，位于左肩部，下叠压一件玉璧。双联璧2件，叠置于右肩部，上盖压一玉璧。管箍状器1件，位于右肩部。玉龟1件，放在左胸部，龟背向下。竹节状器1件，位于上腹部。兽面牌饰1件，置于腹部正中。玉镯1件，戴在右腕。玉璧数量最多，共计10件，分别放在头骨左右侧、右侧颌下、左右小臂内侧、左右手下端、左股骨外侧、左小腿骨下和双小腿骨下。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m1）内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玉器7件。⑤玉璧2件，位于头部两侧。鼓
形箍1件，位于胸部。勾云形佩1件，位于胸部。镯1件，位于右腕处。玉龟2件，位于左右手部。牛河梁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已知红山文化晚期级别最高的墓葬。⑥墓圹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东西宽米。圹底为长方形，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深米，北壁凿成两级台阶，墓西壁和南壁也有台阶。石棺形制为长方形，东西长～米，南北宽米。石棺的棺盖、四壁及棺底均平铺石灰岩石板，砌筑规范。墓主是45-50岁成年男性，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玉器6件，绿松石坠饰2件。玉器有玉凤1件，位于头骨下。箍形器1件，位于胸部右侧，斜口向上。玉镯1件，位于右腕部。玉人1件，位于墓主盆骨左外侧的腹部，顺置，反面朝上。玉环2件叠压，位于腹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初步了解到当时佩戴、使用玉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玉器摆放位置和使用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同类玉器的使用也有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直接佩戴在墓主人身体某个部位上，比如玉镯，有的戴在腕部，有的佩在腰上。二是通过穿系线绳等方式佩戴在身体某个部位或挂在衣物上，比如第二地点21号墓位于墓主腹部的兽面牌饰，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m26出土的双鸮形佩位于墓主的腹部。三是在敛葬时有意将玉器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体上、下或四周等特定的部位，比如第二地点21号墓中的玉璧等，应为特意摆放的。四是墓主手中抓握的器物，比如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两件玉龟位于墓主左右手的位置。第三，通过发掘出土的玉器，可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葬俗特点。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大都出自墓葬，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并且，玉器是主要的随葬品，少见随葬陶器和石器的现象，“惟玉为葬”成为红山文化葬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⑦第四，通过出土玉器可推断墓主的身份，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展状况。就玉器的使用者即墓主人的身份而言，他们应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层。⑧由于他们生前从事的祭祀活动的内容不同，有分工等级差别，所以在他们死后所随葬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墓葬所在的位置、墓葬形制的大小及随葬玉器的多少都代表墓主人生前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可见，在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规范的祭祀礼仪、严格的制玉和用玉制度。第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研究、进行玉器鉴定的标准器。在红山文化玉器被确定之前，海内外已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进行收藏。早在乾隆时期，红山文化玉器就有著录，当时将其视为古玉进行收藏。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博物馆及国内的辽宁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藏有玉猪龙、玉箍形器、勾云形器等，其年代均定在商周或更晚。直到到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发掘后，不仅在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出土了玉器，而且玉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明确，至此，红山文化玉器“一锤定音”。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研究、玉器鉴定的标准器，从此，红山文化玉器被纳入红山文化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有了进一步扩展，进入21世纪后，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牛河梁遗址及出土的玉器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玉器的特点及重要性，以此作为主要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对红山文化晚期玉文化的内涵有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