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作文素材 第1篇
关键词： 红山文化 “坛庙冢” 原始礼制
礼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也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与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大戴礼记》曾极其精当而深刻地从自然、人生和社会三个层面，把中华礼制文化的核心概括为祭祀天地、崇拜祖先和崇尚王权这样三大基本内容[1]。三代后的古代中国，崇祀天地的重要场所就是南郊礼天和北郊祭地，其基本的物化载体是天坛和地坛；崇拜祖先的最基本形式是宗庙祭祖，其物化载体是宗庙建筑；尊崇王权则表现在王权被神化，其基本物化载体形式众多，包括器物、建筑及陵墓。基于这些，从红山诸文化中已可看出逐渐形成的原始，原始社会制度，以及古国雏形。
一、红山文化中的礼天祀地与宗教起源
自然与人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本身，大自然不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精神世界赖以形成的基础。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于现有的自然资源和栖息条件。而自然界对人类的恩赐与灾难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是那样的渺小脆弱。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红山先民逐渐对自然界产生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他们认为自然界是高于一切的，它操纵着天，控制着地，主宰着人类的生老病死。原始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当自然被抽象时，一个个虚无缥缈、各霸一方的“神”就产生了。
原始人类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有灵性的、神圣的、是人类力量所不能达到无法企及而万能的。他们用这种观念解释自然界的多样性、变幻性和喜怒无常的情态，并通过对自然的崇拜和祭祀寻找与自然沟通的方法途径，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崇拜看似向神顶礼膜拜，其实是原始人类通过祭祀影响自然使之为自己造福。“他们把自己对大自然全部丰富的情感，包括热爱、畏惧、依赖、赞美、敬佩等复杂的情怀，倾注到崇拜形式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去，催生出原始舞蹈、音乐、美术、雕塑、神话，形成一整套原始文化，而宗教就是这种原始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和普遍根据”[2]。
原始人类并不知道地球与大气的道理，在他们看来，地面以上的空间就是天，而脚下目之所极就是地，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天圆地方之说。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以单层石块砌成，边缘都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设较小石块形成台面的圆形祭坛，最初的功能应该是用于祭祀太阳，而其北面的石圈形台址与方形基址相互对称使用，具有了祭天祀地的意义。牛河梁积石冢冢体本身就是庞大而规整的地上砌石建筑，由于层层叠起的石台阶都在冢的周边，冢顶就显得宽敞而较平坦，其状非方即圆，或方圆结合，上圆下方，方圆相叠，十分规整而考究，所以积石冢的冢体本身就已具备了祭坛的功能，“有的三层圆结构的祭坛更酷似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冢坛又围绕神庙而设置，表现出浓厚的宗教祭祀氛围和以神为明确的祭祀对象”[3]。
从红山文化的祭祀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分为装饰类玉器（玉环、镯、珠、牌饰等）、工具类玉器（斧、钺、棒形器、钩形器、纺瓜等）、动物类玉器（猪首、兽面形器、鸟、龟、鱼等）、人物类玉器（玉人）及特殊类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箍形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其中以玉璧、玉箍形器最受注目。在红山文化墓葬中，玉璧往往是在殓葬时作为特殊象征意义而放置在墓主人身体上、下、四周等特定位置。牛河梁第二地点M21出土10件玉璧，呈对称状放置在墓主人头骨两侧、臂骨内侧、大腿骨外侧及小腿骨下面。牛河梁第5地点M1出土2件玉璧，对称放置在墓主人头骨左右两侧。玉璧具有多种功能，圆的外形象征苍天，中间的圆孔则象征太阳，故它是原始先民用来祭祀苍天和太阳的礼器，礼天是玉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玉箍形器在牛河梁第二地点M14、M15、M21，牛河梁第三地点M7等均有出土。这类玉箍形器常出自大、中型石棺墓内，其出土位置多数是横置在墓主人的头部，也有的放置在墓主人胸部过肩部。从玉箍形器的形制和出土位置等情况来分析，它有可能是束发的工具[4]；也有可能是一种铲东西或撮东西的用具[5]，其原形应是对骨匕或相关骨质器具模仿的结果；还有可能是模仿陶质斜口器，作为重要的祭祀器物来使用。它与无底形陶器的造型也有一定关系，其贯通天地的祭祀功能突出[6]。从器物形制来看，玉箍无底――下可直接与地神相通；玉箍无顶（或盖）――上可直接与天神相接。天神俯视一贯而地，地神仰视而一贯至天，进而达到天地的贯通。玉箍底部圈廓平整――便于直立于地。玉箍的斜式顶沿――直接承继了先人斜口陶器器形，便于执事者（神职人员）将其通神之灵物插放，而且从玉箍的下小上大的直径来看，亦十分便利于将内插神物散展开来。玉箍底部的对称双孔可能是为了穿绳携带方便。总之，无论是从玉箍的形制上还是使用的内涵上来看，它都是便于相天地之神表明心迹，进而与神相沟通。
红山文化中的遗址、墓葬、祭祀址等都反映出红山先民们对自然界的崇拜，而它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与礼制宗庙的起源
关于牛河梁“坛、庙、冢”的性质，严文明先生曾指出：“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利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大概也只有一步之遥了[7]。”就是说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出现，表明了早在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等级制度已初步成型，宗庙礼制逐步规范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礼祀活动。
应该说明的是，在高山上以积石为冢，并同时设置祭坛来专门礼葬那些特殊的社会上层人物的现象，早在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出现。1988―_年间，在白音长汗遗址西侧山峰上，曾经发掘到一处以玉器随葬的兴隆洼文化积石冢群[8]，共有7座，顺山脊错落排列。其中规模最大的M5，是一座直径6～7米的石圈墓。此墓位于山峰正顶最高之处，上有积石，积石下为长方形石板墓穴，已被盗掘。其余诸墓除了不见石圆圈外，积石下的墓圹皆为土坑竖穴，规格明显偏低。显而易见，位于山峰上的这处只有7座墓葬的墓地，绝不是山下聚落遗址中普通社会成员的公共墓地，而是少数受到特殊礼遇的上层人物的葬所。其中，只有规格最高的M5有石圆圈，可见在当时先民的意识中，石圆圈是用来尊崇那些地位最高的祖先神灵的。
1997年在洪格力图清理的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积石冢群墓葬中，有多处积石冢墓葬同样顺山脊分布于洪格力图敖包山顶部，出土了大量玉、玉匕、玉斧，此外还有两件小型陶塑人面像。
从兴隆洼文化的葬俗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层人物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另选于山顶安葬；地位最尊者，墓上设有圆形祭坛；这种积石冢中多数有代表神主性质的小型陶造像。到了红山文化晚期，山上积石为冢，冢上设坛为祭和同时供奉神主的葬俗礼制得到进一步发扬，并出现新的礼制内容。其表现为，一是墓葬的规模明显加大，如牛河梁遗址由13处具有中心大墓的巨型积石冢或积石冢群，组成了一个占地数十公里的浩大墓区。二是规格较高的大墓筑成方坛形状，圆坛被单独建在墓侧。如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带有石椁的二号积石冢，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最高规格墓葬，其主体为方形大坛，东侧由三层石圈砌成的巨型圆坛。三是一冢多墓，即每个积石冢都是由中央大墓和周围环列的诸多小石棺墓组成，而且普遍都以玉器随葬，同时并出现二次拣骨葬的现象。四是墓中供奉神主的做法有了新发展，出现了直接把体量较大的造像供奉在墓地之上的现象。如在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和四家子积石冢中，分别发现了墓上的陶塑神主和石雕神主[9]。五是在墓区中心位置出现了建造在山顶之上的大型广场和众神济济的女神庙。
从葬俗礼制的发展不难看出，它是对祖先崇拜的实质表现。首先，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考古学文化内涵都是安葬社会上层人物的墓葬，这一点脉络发展清晰，有据可查，应无可置疑。其次，从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来看，独立的艺术和艺术品的出现不早于汉魏，在这之前的所有艺术造型都与宗教礼仪生活有关。从这点看，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中的人形神主，所代表的本质只能是祖先崇拜，不会是其他什么。
在社会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的情况下，红山先民的心目中认为凡是对于本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特殊意思的上层人物，死后会进入神界而成为天神，并继续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先民们认为人死后鬼魂会留在墓冢中，而离天近会进入神界，因此才把那些受到尊崇的祖先安葬在居住地附近的山上。因为各个氏族或部落有自己所属的地域，所以早期的祖先神都属于区域性的社会保护神，还不具备三皇五帝的天下共神的概念。由于各个社群都分别在自己的圣地祭祀各自的祖先，而在原始先民的概念中，祖先和自然界中的诸神又是混为一体不做区分的，因此就产生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0]的观念，而后世“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11]，以及“三代命祀，祭不越望”[12]这类礼文的产生，也可以在这找到历史文化的根源。
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中出现的一冢多墓和二次拣骨葬现象，对于宗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在一般意义上说，积石冢是社会上层人物的特殊墓葬方式，那么有一冢多墓现象便不是出于血缘关系家族成员的合葬墓。如果我们把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相比较，不难发现从牛河梁遗址所体现出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规模庞大的社会政治实体。当数量众多的本来是彼此分散、相互隔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通过和平的或战争的方式，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群体之后，支配这个群体的最高首脑人物和被接纳的统一祖神便应运而生。如果说牛河梁中心大墓的主人是新的政治实体形成后的最受崇拜的祖神的话，那么在大墓旁边的小型石棺墓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大的社会实体中各部本尊崇的人物，所以被安葬在这。而二次拣骨葬的石棺墓则可能是新加入的部落从原来的圣地迁来的祖先了。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女神庙。《释名・释宫庙》载：“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又，《说文》载：“庙，尊先祖之貌。”可知庙的本义是指尊奉祖先神主的地方。而众神济济的女神庙就正是这样的地方。集体崇奉众多祖神的做法，正是我国古代制祀的基本原则，所谓：“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13]后世出现的帝王祖庙和民间宗祠，无一例外，都是列祖列宗共济一堂，分享礼祭。
总之，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着中国古代早期祭祀之礼的出现，对于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注释：
①《大戴礼记》卷1《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祖先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祖先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生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祖先而崇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②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③郭大顺.龙出辽河源.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④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6）.
⑤林已奈夫.红山文化出土的所谓马蹄形玉箍.中国文物报，1990-5-10（3）.
⑥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理学院地址科学系，2001.
⑦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1）.
红山文化作文素材 第2篇
玉猪龙
我国古代对发现于红山等地的一种玉器的称呼，又名玉兽玦。被认为是龙的最早雏形。但由于外形特殊，考古界对于该玉器定义为猪还是龙争议颇多，还有人认为这是熊。其用途尚不明确，多认为是宗教礼器。
大量红山玉器的造型反映出很多很多动物如蝉，鸟。鸭嘴兽，鱼，龟，及四肢动物均和玉猪龙共同出现，如此表达出玉猪龙是各种动物的最早期胚胎，包括人类，即人和动物最早期胚胎。也就是说玉猪龙是胚胎而且非某种特定动物
玉猪龙是熊龙？
“玉猪龙”又称“玉兽形”，学术界为取名曾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猪，有人认为是龙，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才定名为玉兽形，“玉猪龙”是俗称，还有叫猪母龙的，叫龙胎的，不一而足。有人说它不像猪不像龙却像熊。理由如下。
红山文化作文素材 第3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古文化的热情也日益高涨起来。红山文化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新石器文化时代。红山文化年代久远，并且内涵极为丰富，乃中国远古文化的精华。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依据红山玉器的造型特点、使用功能，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了分类。对红山玉器进行分类，不但有利于人们了解红山玉器，也有助于人们对先民们的生产力水平、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有更深的认识。
一、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
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只是在现代，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存在。对红山文化的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比如佩戴在人的手、耳、颈等部位的玉器，这充分表明，在我国古代，人类就执着于对美的追求。在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中，装饰类的玉器有较多的种类，并且都有着不同的装饰目标。“玉环”就是文化玉器中的一种，玉环是壁的一种，是以大小、形制来决定所佩戴的位置的，当然，装饰效果取决于玉的质量及造型。其中大的可以佩戴在手腕上，就类似于现代的手镯，而小的则佩戴在手手指或者耳朵上，有戒指耳环的功用。
在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中，除了玉环还有玉珠，玉珠在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玉珠的类型也相对丰富一些。玉珠是以形状来区分其类型的，玉珠的形状包括圆珠、半珠以及扁圆薄片形等。古代人根据玉珠的形状，将其串起来佩戴在颈部或是作为服饰上的装饰品。
二、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
对红山文化进行的长期考察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工具类玉器种类丰富，且大多是非实用性的。工具类的玉器大多数是仿照石制或者陶制类的生产工具雕琢而成的，这就足以证明远古先民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斧是众多玉器工具中的一种，玉斧是与普通石斧极为相似的玉器。玉斧与石斧都有着梯形的弧刃，玉斧的做工非常精致，但是与普通石斧相比只是缺少刃口，据专业的考古学家分析，玉斧应该为非实用性玉器。
在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中，除了玉斧，最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玉棒了，玉棒是红山玉器中最为常见的类型。考古研究表明，玉棒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柱形状，一端呈圆弧凸起，另一端为漫圆尖形。玉棒的另一种类型是长柱形，一端为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为圆尖状。考古学家通过科学的分析初步认定，玉棒为萨满法师使用的鼓槌。
在红山文化玉器工具类中，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玉器类型，就是玉勾形器。这种类型的玉器出土的数量极少，考古学家分析认为，玉勾形器应该是一种复合器。
三、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
不论是在远古时代还是近现代，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所以，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动物造型的玉器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动物类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各异，充分体现出古人对动物的喜爱及审美倾向。在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中，最具典范代表性的应该属于玉猪龙。玉猪龙的造型极为独特在出土的玉器文物中玉猪龙的形象是比较惹人注意的，玉猪龙的头部与猪类似，表达了人类生活与猪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印证了古代人有“猪由龙变”的传说。更重要的是，玉猪龙与中华民族龙的信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该玉器也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
双猪首环形器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这件玉器呈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玉器身中部有三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形状的装饰，考古学家称之为“双猪首环形器”。
兽面形器也是一件也是非常少见的类型，该玉器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仅有一件。兽面形器的颜色为淡绿色，器体呈扁平状，正面为兽面图案，眼、耳、口、鼻雕琢非常清晰，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有考古学者推测此玉器为腰带饰物。
此外，在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中，还有一部分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玉鸟，它们造型不一，体态多样。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就是玉龟，玉龟雕刻较为逼真的玉龟，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玉龟。玉蚕也是这类玉器的一种，表达的是先民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每一种类型的玉器，都寄托着远古人类不同的生活愿望，都是对美好未来祈祷。
参考文献：
〔1〕吕昕娱.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J].前沿，2011，（20）：.
〔2〕刘晓琳.红山文化玉器类型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2）.
〔3〕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
红山文化作文素材 第4篇
红山文化玉器在内蒙古的发现
东南部与辽宁西部地区同为红山文化中心地区所在，是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区域。根据已发表的发掘结果和调查材料，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布在该区东南部的赤峰市和通辽市境内。经正式调查和发掘的地点主要有：克什克腾旗南台子、石板山，巴林左旗葛家营子、尖山子，巴林右旗那斯台、羊场、查日斯台、苏达勒，林西县南沙窝子，宁城县打虎石水库，翁牛特旗海金山、三星他拉、黄谷屯、五分地乡南窝铺，以及敖汉旗境内的一些地点。其中所出玉器，以调查、采集所得者居多。
内蒙古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分类
据已发表的资料统计，内蒙古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约有一百二十余件之多，有“C”形龙、玉猪龙、鸟首龙、勾云形玉佩、箍形器、钩形器、连璧、方缘圆孔器、人面形玉饰、玉、玉环、兽形器、兽面形饰、玉蝉、玉、玉鸟、玉鱼、玉熊、玉钺、玉斧、玉凿、纺瓜、棒形器、玉管、玉坠饰等。以下分类述之，未发表图片的玉器不在探讨之列。
玉龙九件。根据玉龙的动物造型形态，可将玉龙分为三个类型，即“C”形玉龙、玉猪龙和鸟首玉龙。
“C”形玉龙两件，形制基本相同。
其中一件（图1）为1971年群众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北山岗地表以下50～60厘米深挖出。高26厘米，鬃长21厘米，颈部孔径～厘米。墨绿色，龙体弧曲呈“C”形，首尾明显分开。吻部前噘，嘴紧闭，鼻端截面呈椭圆形，有对称双洞，表示鼻孔，双目呈菱形，未见双耳，颈后竖起一道弯勾状长鬃，尾端呈圆尖状，器体中部略偏上有钻孔。
另一件（图2）为1986年群众在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遗址发现。高厘米，鬃长厘米，颈部孔径～厘米。黄绿色，龙体弧曲呈“C”形，首尾明显分开。吻部前噘，略向上翘，嘴紧闭，双目凸起，呈菱形，颈部竖起一道长鬃，下颚底部有阴刻线纹，尾端呈圆弧状。器体的中部略偏上有一钻孔。通体抛光。
玉猪龙六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和B型。
A型：一件（图3）。通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首部肥大，约占整个玉龙的三分之一。宽大耳，吻部与面部之间平直前伸。首尾间的外侧有缺口，而内侧相连，出自巴林右旗羊场乡额尔根勿苏村。墨绿色玉，其中夹杂较多黄褐色斑点，整体厚重。额头隆起，眼较大，睛呈横水滴形，首尾间开三角形口。
B型：五件。首尾断开。其中，1件（图4）出自巴林左旗尖山子遗址。通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灰白色玉，背部有两个刻划符号。
一件（图5）出自敖汉旗牛古吐乡大五家村西。高厘米，宽5厘米，中心孔径厘米，颈部孔径厘米。碧绿色，夹杂较多白色斑点。头部较大，体卷曲如环，首尾相距较近。双耳后扬，顶部磨平，双目较大，呈圆形，吻部较长，颈后部对穿一圆孔。通体抛光。
一件（图6）出自敖汉旗下洼镇河西。高厘米，宽厘米，中心孔径～厘米，颈部孔径～厘米。有红褐色斑沁。头部较大，体卷曲如环，首尾相距较近。双耳硕大，呈圆弧状竖起，双目略凸，呈菱形，头尾缺口处留有明显的切割痕，颈部对穿一孔。通体抛光。
一件（图7）出土于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高厘米，宽厘米。黄绿色玉。首部约占整个玉龙的五分之一，额头隆起，尾端平齐，与头部很近。
一件（图8）出自敖汉旗萨力巴乡干饭营子。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墨绿色玉。两立耳上部残，额部前凸，眼部下凹，圆晴凸出，两圆鼻孔前凸，嘴部短，尾端平齐。
鸟首玉龙一件（图9）。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高厘米，宽厘米，中心孔径2厘米，颈部孔径厘米。白色，石质。头部似鸟，体卷曲如环，首尾相距较近。额头隆起，浮雕圆眼，喙尖凸出，尾端呈圆弧状，身部光素，外伸两个翅尖，颈部有一对穿圆孔。通体抛光。
勾云形玉佩四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和B型。
A型：三件。器体略呈矩形。
一件（图10）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长厘米，宽厘米，厚～厘米。浅黄绿色。器体偏薄，呈长方形，中心部位镂空，作一勾云状卷角，主体部分上、下侧各外伸三个小凸，靠近上侧边缘中部有两个圆形钻孔。
另一件（图11）出自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苏达勒遗址。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墨色，掺杂有白色和褐色云片状和块状斑点。表面磨制得十分光滑，磨刻的纹饰线条整齐而流畅，四周圆润且向外翻卷，周边外缘圆钝抹斜，中心镂作盘卷勾云形。上侧边沿有一钻孔，正、反两面均按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琢磨出凹凸分明的装饰线。
还有一件出自巴林右旗。器体通长厘米，宽厘米。呈方圆形，左右两侧外伸四个勾角，其中三个按顺时针方向弯勾，另一个方向相反。主题部分上侧边缘微弧，外伸四个小凸；下侧边缘平直，外伸三个小凸。
B型：一件（图12）。敖汉旗出土。长12厘米，宽厘米，孔径～厘米。器体略呈椭圆形。灰黄色，夹杂有红褐色的沁斑。器体偏薄，呈长条形，上侧平直，左、右两侧圆弧外鼓；下侧中段呈四连弧状，两侧及中部共有五个尖状小凸，匀称分布。靠近上侧边缘中部有一个圆形钻孔。
玉箍形器七件。依据形制不同，可以分为A、B、C三型。
A型：五件。扁圆筒状，一端为平口，一端为斜敞口。其中，两件出自巴林左旗葛家营子遗址。高厘米，最大腹径厘米，壁厚～厘米。墨绿色。1件出自敖汉旗敖音勿苏乡烧锅地遗址。高厘米，最大腹径厘米，壁厚厘米。绿色，夹杂有红褐色沁斑。器体呈扁圆筒状，通体抛光。腹壁略外敞，下端为平口，上端为斜敞口，边缘局部破损。一件（图13）出自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高厘米，最大腹径厘米，壁厚厘米，黄绿色，夹杂有红褐色沁斑。一件出自巴林右旗巴彦查干苏木。高19厘米，最大腹径厘米，壁厚～厘米。墨绿色。
B型：一件（图14）。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墓葬出土。高厘米，最大腹径厘米，壁厚～厘米。黄绿色，夹杂有红褐色沁斑。圆筒状，两端皆为平口。
C型：一件（图15）。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出土。高厘米，最大腹径7厘米，壁厚～厘米。白色，局部呈浅绿色。器体呈簸箕状，腹壁较矮，略外敞，下端为平口，上段为斜敞口。
玉钩形器五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和B型。
A型：三件。器体呈长条形，前端略弯，作尖钩状。
一件（图16）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长厘米，宽厘米。绿色，器体呈长条形，前端略弯，作尖钩状，近后端琢出两道平行的凸脊，后端两面对称减薄，偏中钻一小圆孔。通体抛光。
另一件林西县南沙窝子遗址出土。长17厘米，宽厘米。首端呈卷勾状，两边磨出薄刃，勾内侧一端也刻出一尖锐的齿状突，双栏明显，器柄很长，至尾端收成尖峰。
还有一件出自奈曼旗。长10厘米，最宽厘米。黄绿色玉质，首端作卷勾形，宽而较短，弯勾内侧多出一尖状突齿，正背两面磨出与勾体走向一致的隐凹槽，勾体下端有横行双栏，再下为柄部，甚短，末端有一对钻孔。
B型：两件。器体弯曲如钩。翁牛特旗海金山遗址出土。一件（图17）长厘米，宽厘米，孔径～厘米。黄绿色。器体偏薄，顶部平直，尖部凸出，呈弯勾状，靠近顶部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通体抛光。另一件弯如钩，横断面呈椭圆形，上端钻一孔，下端收为尖状。
鸟形玉器4件。根据鸟形玉器的动物造型形态，可将之分为两个类型，即玉鸟和玉。
玉鸟2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B两型。
A型一件（图18），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高厘米，宽3厘米，厚厘米。黄绿色。头部呈三角形，双目微鼓，脊背隆起，作展翅奋飞状，双翅及尾部各有三腹部偏中有一横道凹槽，内留细密的竖线纹，近头部有一组斜穿洞孔。
B型一件，出自巴林右旗沙布尔台遗址。通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淡绿色。玉鸟首尾上下两端平齐，双耳与长喙呈三角形向上凸出，双翅刻三道竖向凹弦纹。
玉两件。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两件形制基本相同。其一，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黄绿色。头顶齐平，有外凸双耳，双眼用复线刻出，三角形长喙下凸，双爪作攀附状，背面有两组交叉洞孔。通体抛光。其二（图19），高厘米，宽6厘米，厚厘米。黄绿色。双耳呈圆弧状外凸，耳下浮雕圆眼，双翅展开，尾端平齐，其上均用凸线纹饰表示羽毛。尾部加饰三角形，双爪并列置于其上，作攀附状。背面平整，有三组交叉洞孔。通体抛光。
玉蝉四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B两型（图20）。
A型：两件。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通长厘米，直径厘米。黄绿色。略呈圆柱状，顶端较平整，双目略外凸，呈圆形。器身上半部施以规整的凸弦纹，下半部光素，尾端朝上略翘，呈圆尖状，两侧有一对穿而成的圆孔。
B型：两件。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通长厘米，直径厘米。黄绿色。面部用阴刻法雕琢成一圆形复眼，下端边沿处雕琢有一对乳状凸纹，上缘额头刻出扁平小三角。颈部雕琢有方向相反的弯曲凸棱纹。整器中部有一个两侧对穿孔。
人面形玉饰两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B两型。
红山文化作文素材 第5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功能；祖神像；巫神像
人物造像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神本社会的重要实证。根据人物造像的材质、造型和表现手法等可把红山文化的人物造像分为祖神像和巫神像两大系统。
一、红山文化祖神像系统
祖神像是以祖先形象为模型，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造像，其人物的面部特征和躯体特征明显。祖神像系统主要包括孕妇像、口部做呼麦的人像和口部闭合的人物像。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祖神像很多，从材质上看有陶质、泥质、石质之别；从造型特点上看，有口部张开、吻部前突的，有口部闭合、面带微笑的；也有腹部圆鼓的孕妇像，根据面部特征和躯体造型特点，红山文化祖神像可分为A、B、C型。
A型，主要为女性特征明显的孕妇像，出土于牛河梁、东山嘴和西水泉等遗址。比较完整、典型的有牛河梁第一地点泥塑女神头像和牛河梁第五地点陶塑女性人像、东山嘴孕妇像和西水泉遗址陶塑女性人像。牛河梁女神像（图1―1）出土于第一地点女神庙中，为泥塑人像。人像头顶残，额头顶部有箍饰，眼部镶嵌玉石为睛，睛面圆鼓磨光，宽鼻翼、阔嘴厚唇，右耳完整，左耳残缺，近耳垂部有一穿孔。牛河梁第五地点上层二号冢（N5SCZ2）出土一件女性塑像（图1―2）[1]，位于该冢东南N5Z2M1东北侧，通体磨光，双乳凸出，双臂贴于隆起的前腹部。塑像头部和右腿残缺，左脚穿高靴，立像。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出土陶塑人像4件[2]，其中孕妇像2件，均，女性特征明显。头、臂均残，腹部凸起，臀部宽大，左臂弯曲，左手护腹。TD9②：5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北侧黄土层，上体前倾，下肢弯曲，足部残缺，表面未磨光。TD9②：7出土于圆形祭坛东侧黄土层，身体肥硕，腹部圆鼓，下肢弯曲，下身残缺。塑像通体磨光，似涂陶衣。TD9②：9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南侧黄土层，上身残缺，只剩手臂和腔腹部，空腔。双手交叉于腹部中间，左手似握拳，右手握左手腕部，右手手指修长。TD9②：10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南侧黄土层，盘膝正坐，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足趾，右足残缺，空腔，左膝部一圆孔通空腔内，下身底部饰席纹。赤峰西水泉遗址陶塑人像（图1―5）[3]出土于居住址，头部残缺，突起，为女性。下部刻划竖线条纹一周。敖汉旗西台遗址F4出土陶塑人像1件，，双乳突出，女性特征明显。
林西大半砬山石雕人像为胎质泛红的滑石，质地软。大眼三角形鼻，嘴柳叶型，无耳朵，右前额角对钻一孔，当为系绳穿挂之用。
B型，口部闭合、面带微笑，该型人像有泥质、陶质和石质之别。主要出土于牛河梁、半砬山、草帽山和那斯台等遗址。牛河梁第三地点陶塑人像（图1―6）面部残件出土于环沟内，在西北下部的堆积中。鼻梁平，鼻头宽。嘴微微闭合，上下唇写实性非常强。辽宁朝阳半砬山石雕人像（图1―7）[4]头顶盘绕发髻，浓眉大眼，眼球外凸，高额头，凸颧骨，神态自然。草帽山遗址石人像ASCZ1：1（图1―8）出土于祭坛旁，为红色凝石灰岩雕琢而成。头部完整，头戴冠饰，方脸高鼻，双目微闭，嘴唇略突，嘴角微扬，头部后方雕琢出凸棱纹，神态安详。那斯台遗址人像（图1―9）左眼、双臂残，额头从眉弓向上有一道隆起的脊，至头顶形成两个尖状小角，高鼻梁、双耳前照，双腿弯曲蹲坐。
C型，一般均为残头部，口部张开、吻部前突，似做呼麦。该型人像一般为陶质。标本主要有4件，出土于牛河梁、兴隆沟、半砬山和铁匠炉遗址，均已经正式发表。牛河梁第一地点出土小型人体陶塑头部残件1件（图1―10）。额上以一道阴刻线表示箍形饰，头顶刺小圆坑10余处，颈后部3道压印阴刻线。眼窝大而深，鼻直，嘴部张开向前突出，似在呼喊[5]。敖汉旗兴隆沟陶人像（图1―11）[6]出土在第二地点房址F9中，双腿盘坐，双臂弯曲，右手在上握住左手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发髻盘起，用条带捆扎，形成横向发髻，头部正中有一圆孔。人像神态逼真，特别是嘴部张开，唇部向前隆起，右侧脖筋明显，锁骨清晰，似在呼喊。耳垂钻有圆形小孔。微微凸起，背部微驼，似男性。半砬山陶人像（图1―12）[7]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尹杖子村半砬山山顶积石冢。人像细眉小嘴，高鼻梁，头顶发髻盘绕。翁旗广德公镇铁匠炉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图1―13）方脸、细眉、细眼，鼻子微凸，头部戴冠残[8]。
二、红山文化巫神像系统
红山文化巫神像最突出的特征是面部为兽面，明显不同于祖神像的人面，且多为跪坐式和倚坐式。巫神像大多为采集和收藏品。那斯台出土的巫神像[9]是仅有的一件见于报道的红山文化跪坐像。虽然缺少地层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很多学者依据器物造型和类型学比对推断为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各收藏玉人一件[10]。“这类玉人多为倚坐式，姿态与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陶塑孕妇像像相同，臀下应另有依托物，也是将其归为红山文化的依据之一。”[11]
那斯台出土的石雕巫神像[12]头顶为3层圆饼型装饰，面部为菱形，双目下斜成八字，鼻梁为三角形凸起，下颌前伸。曲臂合掌放于胸前，双腿弯曲跪坐，通高厘米，宽厘米，厚厘米（图2―1）。
故宫博物院玉人，有耳有角，头部双角高耸，角间网格纹，面部窄，长耳塌鼻，细腰长腿，上肢短变粗，颈背部有对穿的孔，隐约可见人的眼睛，应是戴动物冠的人坐像，动物应为鹿类（图2―2）。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玉人像为蹲踞式人物坐像，，三角形脸，尖下颌，弯眉，长菱形眼，三角鼻，小嘴。双首按膝，无脚，小腿下踩一弯月形台。前胸未表现性别特征，但是双腿间浅浮雕凹纹和不规则的坑洞表现的应是女性特征。头上前肢上举，头向上仰，似熊首。两腋旁有凸起。玉人高厘米，推测应是一个头戴熊首帽的女巫（图2―3）。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玉人，体形也是蹲踞式，双手按膝，足底踩半月形台，兽面似牛，有凸出生物额和上翘的口部，有两个大长耳与两对尖端秃钝上翘的长角。玉人身高厘米，应是头戴牛首帽的巫（图2―4）。
瑞典远东博物馆玉人为蹲踞式人物坐像，双手按膝部，兽面似牛，面部模糊，有3个大长耳与一个尖端秃钝上翘的长角，推测原有4耳双角，现缺一耳与一角，腿部无半月形台。也应是头戴牛首帽的巫（图2―5）。
三、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人物造像系统源流关系
纵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大致可以勾勒出祖先崇拜习俗的发展演变过程。
兴隆洼文化时期无单独的祭祀区，所出土的石雕人像多出于居住址，几乎完全是孕妇形象的女性祖神。兴隆洼遗址石雕像在约10厘米高的椭圆形花岗岩石柱上阴刻，表面光滑，头尖底平，头、眼特大，肩平于头顶，双臂抱拢，双腿箕踞前伸，应是女性阴刻浮雕像（图3―1）[13]。白音长汗出土的石雕像通高厘米，胸阔厘米，腹背轴厘米，头呈上削下阔的三角形，颅顶尖削，前额突出，双眼大而深陷（图3―2）[14]。林西县西门遗址出土两尊人像[15]。一件通高约67厘米，最宽处21厘米，最厚处厘米，圆头、五官明显，手臂交叉于腰腹间（图3―3）。另一尊高约46厘米，最宽处厘米，颅顶尖耸，小臂分开向上弯曲，颈胸前凸雕半圆形项饰（图3―4）。两尊石雕像重点都是突出女性性别特征。现藏于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克什克腾旗万合永乡山前村出土的石雕人像双臂抱拢，腹部圆鼓，女性特征明显，高40厘米，宽15厘米，厚19厘米（图3―5）。这一时期人物造像主题单一，几乎全是石质孕妇像，突显女性特征；双手护于胸前，一般为垂座式。
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了独立的祭祀区，祖神像以石雕为主，并出现了陶质人物造像。滦平后台子遗址6件石人像[16]类似于红山文化A型女祖神。采：14，孕妇形象，蹲坐，眉粗隆，鼻略凸，呈三角形；耳外凸，眼睛以一阴刻线表示，微睁；吻部略隆，闭口。曲肘，手抚腹，二乳，腰腹宽肥，小腹与后腰隆鼓。臀部与尖形小石座相连，腿向内曲、脚相对（图3―7）。采：15，孕妇形象，通体磨蚀较严重，头、身与采：14相似。两手相对抚腹。手指已磨蚀不清。大腿平直，小腿自然下垂（图3―8）。采：17，胸、腹、脸部及右耳残损。为孕妇形态，表现手法较采：14趋近写实。体修长，头无发，眉粗隆，与鼻梁相连，鼻残。眼睛以柳叶形沟槽表示。耳长圆，耳间刻一柳叶形沟槽。体表磨光，面部精磨，肌肤感较强，倒圆台形座（图3―9）。采：18孕妇形象，蹲坐姿，雕法写实。体端正，比例适中。颈后部有一条凸起的发辫，以人字形阴刻线表示辫花，辫长5、宽2厘米（图3―10）。乳隆，腰腹粗肥，曲肘，手指伸直上下交错抚腹。有凹坑，臀部发达，大腿平伸，小腿下垂略向内曲，两脚皆残，背脊有沟槽。体磨光，制作精细，肌肤感很强。座为圆柱形，未经细磨。采：19，女性，端坐式。无发，眼部内凹，颧骨略凸，小口微张。胸腹较平略内凹，刻划出竖沟。两臂自然下垂，手扶膝。无底座（图3―11）。赵宝沟遗址陶塑人像F103①：6[17]类似于红山文化B型祖神像，手制捏塑，脑后塑空。口、鼻、眉、目、耳均凸出，耳靠口，较小，双眉相接，并做有两鼻孔，口部未分上下唇，脸形消瘦。从后部残断情况看，来应属某种器物的装饰（图3―12）。赵宝沟遗址陶塑人像F103①：5[18]类似红山文化C型祖神像，人面呈近圆形，唯一下领口部略凸出，人面扁平，刻有眉、目、鼻、口，不见耳（图3―13）。赵宝沟文化时期孕妇像多为石质，腹部更加圆鼓，双手护于胸前，和兴隆洼文化祖神像形制相似，当有着亲缘关系。所不同的是赵宝沟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口部闭合的陶塑人像和口部做呼麦状的陶塑人像。这3种类型的祖神像在红山文化时期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红山文化时期A型孕妇像多为泥质和陶质，B型口部闭合的祖神像多为石质。总之，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出祖神像系统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明显。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祖神像是红山文化祖神像的源。
巫神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上溯到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巫神像共同的特点是一般后背都有对穿的双孔，应为穿系佩戴之用。白音长汗遗址AT27②：7石巫神面像，平面椭圆形，正面微凸，正面上部磨出一对月牙形凹槽，两侧各有一向下弧线，代表双目。下部磨出一横向凹槽，表示口部，其上下各两道凹槽，内嵌蚌壳表示牙齿。背面上部磨出一横向凹槽，两端向侧斜边斜向钻孔，用于穿系（图3―6）[19]。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玉巫神面像背部也有一对对穿的孔，当用于穿系[20]。其特殊之处是嘴部到下颌雕以网格纹，类似于“中华第一龙”鼻端的网格纹，据此推断应为赵宝沟文化时期（图3―14）。二者虽然均有人面特征，但从口部观察，白音长汗遗址AT27②：7和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玉巫神面像均有兽牙，当是巫的面具，不同于祖神像系统。红山文化时期这种巫神面像少见，但却出现了跪坐和踞坐的兽面巫神像。二者形制相差甚远，是否具有发展演变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红山文化作文素材 第6篇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开发应用
笔者在《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①一文中就红山文化玉器课程教学资源的种类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红山文化玉器资料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玉器图录、博物馆展出的玉器及研究论著、论文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中国玉文化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也是考古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教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在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是教学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有考古发掘出土、征集采集、传世等不同的类型，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是教学过程中首选的资料。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对出土玉器的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环境，遗址规模、主要遗迹、出土遗物的基本特征及具置等进行了客观的介绍。从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遗址看，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位于辽宁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大凌河上游凌源市东北约10公里处，占地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据碳14测定，较早的遗址，距今4975±85年，树轮校正5580±110年；较晚的遗址，距今4995±110年，树轮校正5000±130年。该遗址延续使用近500年的时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目前已发现遗址点有20多处，在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是积石冢。已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②发现的遗迹有女神庙、积石冢、石棺墓、祭坛、灰坑等，出土的遗物有玉器、陶器、石器、建筑构件残块、泥雕人像及动物像残件、陶塑人像、动物骨骼等。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玉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出自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是主要的随葬品。这些玉器对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使用功能、玉文化的发展、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礼仪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从教学的角度看，也是进一步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资料。